2020年4月28日

蒋介石的修身记录:为了戒色斗争数十年

作者 小戒
资料图:蒋介石在读书。
资料图:蒋介石在读书。1/4

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道学,不仅是服膺者,而且是身体力行者。在他的日记里,有大量修身的记载。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修养历程和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,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: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,道学信徒,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。

 一 重视修身,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

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,养成了许多坏毛病。1919年7月24日,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,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“荒淫无度,堕事乖方”的八字考语。由于这些坏毛病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,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。1920年3月,戴季陶醉酒,“以狗牛乱骂”,蒋介石一时激动,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,但他旋即冷静下来,检讨自己,“彼平时以我为恶劣,轻侮我之心理,于此可以推知”,“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!”一直到30年代,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,还痛自悔恨。日记云:“少年师友不良,德业不讲,及至今日,欲正心修身,困知勉行,已失之晚矣!”又云:“余少年未闻君子大道,自修不力”,“迄今悔已难追”。一言之不足,反复言之,当系出于内心,而非泛泛虚语。

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,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,企图从中汲取营养。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:“今日研究性理书,思发愤改过,以自振拔,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。”所谓“性理书”,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的著作。蒋介石不仅读,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,写入日记,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。例如,1919年,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“静敬澹一”四字,同年8月,增改为“精浑澹定,敬庶俭勤”八字。1923年1月5日,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,自制铭文:“优游涵泳,夷旷空明,晔然自充,悠然自得,此养性之功候也。提纲挈领,析缕分条,先后本末,慎始图终,此办事之方法也。”在此之后,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,又抄录道学家常说的“修己以严,待人以诚,处事以公,学道以专,应战以一”诸语,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。

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。前者以朱熹为代表,后者以陆九渊、王阳明为代表。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,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:“晨兴,思良友,窃取乎朱子‘从容乎礼法之场,沉潜乎仁义之府’二语以自循省。”可见,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。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,或是朱非陆,或是陆非朱,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轾,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。如: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:“车中闷坐,深思看阳明格言。”

在这一方面,他是兼收并蓄的。

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,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,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。1921年日记云:“晚标签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此书曾经一番用功,甚叹遗失于永泰之役。今得复见,不啻旧友重逢也。”永泰之役,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。此战中,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,仓促中弃城出走,仅以身免,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。蒋既自称“此书曾经一番用功”,可见,他在曾著上是下过大功夫的。

20年代,蒋介石仍然喜读曾国藩的著作。1922年岁首,他曾节录曾国藩的“嘉言”作为自己的“借镜”。其内容有:“虑忘兴释,念尽境空”;“涵咏体察,潇洒澹定”;“韬光养晦,忍辱负重”;“以志帅气,以静制动”;“事亲以得欢心为本,养生以少恼怒为本,立身以不妄言为本,居家以不晏起为本,做官以不爱钱为本,行军以不扰民为本”;“军事之要,必有所忍,乃能有所济;必有所舍,乃能有所全”等。1925年1月2日,他又将曾国藩的“惩忿窒欲”、“逆来顺受”、“虚心实力”、“存心养性”、“殚精竭力”、“立志安命”等“嘉言”抄在当年日记卷首。可见,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。其后,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给予曾国藩以高度评价,如:

1925年1月9日日记云:“看曾文正杂著,其文章真是千古。”

1925年2月10日云:“终日在常平、候东看曾文正日记,公以勤、恕、敬三字自勖,可为规范矣。”

1926年3月8日云:“昨今两日,看曾文正《嘉言抄》,乃知其拂逆之甚,谤毁之来,不一而足。而公劝其弟以咬牙立志,悔字与硬字诀,徐图自强而已。”

曾国藩之外,蒋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。胡有云:“林翼至愚,当不自作聪明;亦惟林翼颇聪明,当不自用其愚。”1922年3月,蒋介石读到这段话,不禁悚然叹惜,日记云:“乃知我自作聪明,实为至愚之人,以后当知针砭也。”胡集中曾论及“愚公移山”、“精卫衔石”等古代寓言或神话,蒋介石读后深有所感。日记云:“因知成功之难,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。凡吾今日之事,计须三五年,始得告一段落,岂可意马心猿,犹豫不决,轻举妄动,去就随便乎!以后应不再作回家扫墓之想,想吾母有灵,当亦以此为慰也。”胡集书牍中云:“所望有兵柄者,日夜悬一死字于卧榻之旁,知此身之必死则于以求生,或有生机。”蒋介石读后特别将它们节录下来,用以自励。

道学著作中有《菜根谭》一书,蒋介石也很喜欢。1926年3月7日日记云:“看《菜根谭》,以毋忧弗逆与不为物役二语为最能动心。”

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,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。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“省、察、克、治”,蒋介石也照此办理。

1919年10月23日日记云:“从前过恶未蠲,今兹私欲犹炽,进德修业之谓何,而竟颠蹶至此!”

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:“中夜自检过失,反复不能成寐。”

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:“今日仍有几过,慎之!”

1925年2月4日日记云:“存养省察工夫,近日未能致力。”

1925年9月8日日记云:“每日作事,自问有无疚心,朝夕以为相惕。”

上述日记表明,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。

宋明道学家有所谓“功过格”,做了好事,有了好念头,画红圈;做了坏事,有了坏念头,画黑圈。蒋介石则专记自己的“过失”,较之道学家还要严格。1920年1月1日,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,至第二年4月15日止,“除按日记事外,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,良知未致(或良知略现),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”。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、躁急、夸妄、顽劣、轻浮、侈夸、贪妒、吝啬、淫荒、郁愤、仇恨、机诈、迷惑、客气、卖智、好阔等16种。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,就在日记中登录。因此,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,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。

蒋介石很重视日记在自己修养过程中的作用。毛思诚根据他的指示将日记分类照抄,其中有《学行》一类,蒋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给他,“以备常览”。

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个人修养,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。早年是为了做“古来第一圣贤豪杰”。五四运动爆发,蒋介石从中看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,他当时在修身上对自己的要求,应是上进、自强的表现。其后,蒋介石投身国民革命,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,反映出传统道学中“民胞物与,宏济群伦”思想对他的影响。北伐战争期间,国共矛盾逐渐尖锐,蒋介石处境困难,他企图通过修养锤炼自己,应付环境,获取突破难关的意志和力量。1927年以后,蒋之地位已定,继续修养则是为了做“中华民国代表”。

 二 戒色

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认,人有两种天性:食与色。但是,孟子又主张,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,否则和禽兽就没有差别。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,他好色,但是,同时又努力戒色。为此,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。

1919年3月5日,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,途经香港。8日日记云:“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,戒之慎之!”这一天,他因“见色起意”,在日记中为自己“记过一次”。次日,又勉励自己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,在日记中写道:“日读曾文正书,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,在闽不见可欲,故无邪心。今初抵香港,游思顿起。吾人砥砺德行,乃在繁华之境乎!”

到上海后,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。4月23日,蒋介石返闽,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,蒋因“船位太脏,不愿其偕至厦门”,二人难舍难分,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,蒋先是同意,继而又后悔。日记云:“吾领其情,竟与之同归香巢。事后思之,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。”此后的几天内,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,一面又力图自拔。日记云:“情思缠绵,苦难解脱,乃以观书自遣。嗟乎!情之累人,古今一辙耳,岂独余一人哉!”在反复思想斗争后,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。5月2日,介眉用“吴侬软语”致函蒋介石,以终身相许,函云:

介石亲阿哥呀:照倷说起来,我是只想铜钿,弗讲情义,当我禽兽一样。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!为仔正约弗寄拔倷,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。

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拔倷哉。不过少一张正约。倘然我死,亦是蒋家门里个鬼,我活是蒋家个人。

从信中所述分析,介眉的身份属于青楼女子。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,但介眉不肯订立“正约”(婚约)。蒋批评介眉“只想铜钿,弗讲情义”,而介眉则自誓,不论死活,都是蒋家人。

蒋介石收到此信后,不为所动,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,斩断情丝。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:“蝮蛇蛰手,则壮士断腕,所以全生也;不忘介眉,何以励志立业!”同年9月27日,蒋介石自福建回沪。旧地重游,免不了勾起往事。日记中有几条记载:

10月1日:“妓女昵客,热情冷态,随金钱为转移,明昭人觑破此点,则恋爱嚼蜡矣!”

10月2日:“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。其能乎,请试之!”

10月5日:“其有始终如一结果美满者又几何?噫!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,世人可以醒悟矣!”

10月7日:“无穷孽障,皆由一爱字演成。”

上述各条,可能都是蒋介石为割断与介眉的关系而留下的思想斗争记录。从中可见,蒋介石为了摆脱情网,连佛家的“色空观念”都动用了。值得注意的是10月12日的日记:“潜寓季陶处,半避豺狼政府之攫人,半避狐媚妓女之圈术。”当时,北京政府在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,而青楼女子介眉则在寻找“负心汉”蒋介石,迫使蒋不得不躲进戴季陶的寓所。

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诚的,但是,却并未下决心戒除恶习。10月15日日记云:“下午,出外冶游数次,甚矣,恶习之难改也。”同月30日,蒋介石赴日游历,这次,他曾决心管住自己。关于这方面,有下列日记可证:

10月30日:“自游日本后,言动不苟,色欲能制,颇堪自喜。”

11月2日:“迩日能自窒欲,是亦一美德也。”

11月7日:“欲立品,先戒色;欲进德,先戒奢;欲救民,先戒私。”

可见,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,因此颇为自喜,然而,没过几天,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。日记云:“色念时起,虑不能制,《书》所谓‘人心惟危’者此也。”东晋时梅赜伪造的《古文尚书》中有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”的说法,意思是:人心是危殆的,道心是细微难见的,人必须精细察别,专一保持道心,使行为永远恰到好处。朱熹等道学家认为这是“尧舜相传之道”,誉为“十六字心传”。蒋介石同意“人心惟危”的说法,说明他为自己设立的堤防即将崩溃,“岌岌乎危哉”!果然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,结果是,“讨一场没趣”,自责道:“介石!介石!汝何不知迁改,而又自取辱耶!”几天后,又在日记中写道:“一见之下,又发痴情。何痴人做不怕耶!”“先生休矣!”

资料图:电视剧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。
资料图:电视剧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。2/4

同年11月19日,蒋介石回到上海,过了一段安静日子,心猿意马有所收敛。12月13日日记云:“今日冬至节,且住海上繁华之地,而能游离尘俗,闲居适志,于我固已难矣。因近来心绪甚恶,不知如何为行乐事也。”12月31日岁尾,蒋介石制订次年计划,认为“所当致力者,一体育,二自立,三齐家;所当力戒者,一求人,二妄言,三色欲”。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:“书此以验实践。”看来,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,但是,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,于是,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:

1月6日:“今日邪心勃发,幸未堕落耳。如再不强制,乃与禽兽奚择!”

1月14日:“晚,外出游荡,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!”

1月15日:“晚归,又起邪念,何窒欲之难也!”

1月18日:“上午,外出冶游,又为不规则之行。回寓次,大发脾气,无中生有,自讨烦恼也。”

1月25日:“途行顿起邪念。”

可见,这一个月内,蒋介石时而自制,时而放纵,处于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的不断交战中。

第一个月如此,第二、第三个月,也仍然如此。

2月29日:“戒绝色欲,则《中庸》‘尚不愧于屋漏’一语,自能实践。污我、迷我、醉梦我者惟此而已,安可不自拔哉!”

3月25日:“迩日好游荡,何法以制之?”

3月27日:“晚,又作冶游,以后夜间无正事,不许出门。”

3月28日:“色欲不惟铄精,而且伤脑,客气亦由此而起。”

3月30日:“邪念时起,狂态如故,客气亦盛,奈何奈何!”

4月17日:“晚,游思又起,幸未若何!”

6月27日:“色念未绝,被累尚不足乎?”

7月2日:“抵沈家门,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,其污秽不可耐,即回慈北船中栖宿。”

当年7月3日,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凌民,畅谈往事,蒋自觉“往行为人所鄙”,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。这以后,蒋又下了决心,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、自我警戒的记录。8月7日日记云:“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,惟好色一事。如何能打破此关,则茫茫尘海中,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,尚何为众所鄙之虞!”可见,蒋有保持“高尚人格”的念头,因此“为众所鄙”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,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。8月9日日记云:“吾人为狎邪行,是自入火坑也,焉得不燔死!”23日日记云:“午后,神倦假眠,又动邪念。身子虚弱如此,尚不自爱自重乎!”

当时,“吃花酒”是官场、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,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“三陪”中的“陪酒”。9月6日,蒋介石“随友涉足花丛”,遇见旧时相识,遭到冷眼,自感无趣,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,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,重蹈覆辙。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,晚,再次参加“花酌”,感到非常“无谓”。这些地方,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。

1921年全年,蒋介石继续处于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的交战中,其日记有如下记载:

1月18日:“我之好名贪色,以一澹字药之。”

5月12日:“余之性情,迩来又渐趋轻薄矣。奈何弗戒!”

9月10日:“见姝心动,这种心理可丑。此时若不立志奋强,窒塞一切欲念,将何以自拔哉!”

9月24日:“欲端品,先戒色;欲除病,先遏欲。色欲不绝,未有能立德、立智、立体者也。避之犹恐若污,奈何甘入下流乎!”

9月25日:“日日言远色,不特心中有妓,且使目中有妓,是果何为耶?”

9月26日:“晚,心思不定,极想出去游玩,以现在非行乐之时,即游亦无兴趣。何不专心用功,潜研需要之科学,而乃有获也。”

11月26日:“欲立业,先立品;欲立品,先立志;欲立志,先绝欲。绝欲则身强神卫,而足以担当事业矣!”

12月1日:“陪王海观医生诊治诚病。往游武岭,颇动邪思。”

12月8日:“荡心不绝,何以养身?何以报国?”

道学家主张,一念之萌,必须考察其是“天理”,还是“人欲”。倘是“天理”,则“敬以存之”;倘是“人欲”,则“敬以克之”。上述日记,大都属于“敬以克之”一类。

1922年,蒋介石继续“狠斗色欲一闪念”。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。9月27日云:“遇艳心不正,记过一次。”10月14日,重到上海,日记云:“前曾默誓除恶人,远女色,非达目的不回沪。今又入此试验场矣,试一观其成绩!”次年,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:3月1日云:“近日心放甚矣,盍戒惧来!”6日云:“出外闲游,心荡不可遏。”两年中,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“邪念”闪现,并无越轨行为,说明他的修身确有“成绩”。

1925年,蒋介石在戒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势态。4月6日日记严厉自责云:“荡念殊甚,要此日记何用。如再不戒,尚何以为人乎!”11日日记云:“下午,泛艇海边浪游,自觉失体,死生富贵之念自以为能断绝,独于此关不能打破,吾以为人生最难克制者,即此一事。”这段日记写得很含蓄,看来,蒋介石打熬不住,又有某种过失。同年11月16日晚,蒋介石参加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,在一批外国人面前“讲述生平经过、恶劣历史”,对自己的“好色”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。

1926年全年安静无事,仅11月21日日记云:“见可欲则心邪,军中哀戚不遑,尚何乐趣之有!”

蒋介石的忏悔不仅见于日记,也见于他的《自述事略》中。例如,他自述辛亥前后的状况时就自我批判说:

当时涉世不深,骄矜自肆,且狎邪自误,沉迷久之。膺白冷眼相待,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,余乃愤而辞职东游。至今思之,当时实不知自爱,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,只与二三宵小,如包、王之流作伴遨游,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,亦难怪他人之排余,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。且当时骄奢淫逸,亦于此为尽。

民国元年,同季回沪,以环境未改,仍不改狎邪游。一年奋发,毁之一旦,仍来自拔也。

膺白,指黄郛,蒋介石的把兄弟。从这份《事略》里,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,为人所不屑的状况。本文一题《蒋主席自述小史》,当系中年之作。这时,蒋显然已经成为“党国要人”,但他不但不隐讳早年恶迹,反而有意留下相关记载,这是极其不易的。

资料图:电视剧中的蒋介石与下属。
资料图:电视剧中的蒋介石与下属。3/4

三 惩忿

蒋介石除“好色”外,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,骂人、打人。为了革除这一恶习,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。

《易》经《损卦》云:“损,君子以惩忿制欲。”后来的道学家因此将“惩忿”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,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,避免暴怒,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。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,日记云:“须知修身之道,首重惩忿,其次则窒欲也。”

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。1919年1月3日日记云:“近日性极暴躁。”同月7日,黄定中来谈报销问题,蒋介石“厉斥其非,使人难堪”。事后追悔,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:“近日骄肆殊甚,而又鄙吝贪妄,如不速改,必为人所诬害矣。戒之!戒之!”几个月之后,蒋介石接见邓某,故态复萌,“心怀愤激,怨语谩言,不绝于口”。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,蒋介石“自觉暴戾狠蛮异甚。屡思遏之而不能”,因此,写了“息心静气,凝神和颜”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,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,用以陶冶性情。

然而,俗话说得好: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。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,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。1919年6月27日,蒋介石感叹说:“厉色恶声之加人,终不能改,奈何!”7月29日再次为“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”而对自己不满,在日记中写下“戒之”二字。但是,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,不久就再犯。同年8月5日,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,谈着谈着,“忽又作忿恚状”,蒋深自愧悔,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,蒋“又作不逊之言”。这使蒋极为苦恼,日记云:“如何能使容止若思,言辞安定,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!”

除了骂人,蒋介石有时还动手。

1919年10月1日,蒋介石访问居正,受到人力车夫侮辱,不觉怒气勃发。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,发生殴打,蒋介石见状,忿不可遏,上前帮力,自然,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,反而吃亏。接着,又“闯入人家住宅,毁伤器具”。蒋介石自知理屈,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,被辱受伤一事,真是与此同一情景。当日日记云:“与小人争闲气,竟至逞蛮角斗,自愚实不值得。余之忍耐性,绝无长进,奈何!”

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,更多的是打佣人。1920年12月,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,戴批评蒋“性气暴躁”,蒋声称“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”,认为要杜绝此病,只能不带“奴子”,躬亲各种劳役。

1921年4月,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,二人“对打”,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。4日,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,“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”。正在此时,发现毛氏尚未出门,又将毛氏“咒诅”一通。当日,蒋在日记中自责说:“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!何以为子,何以为人!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,总须不出恶声。无论对内对外,愤慨无以之际,不伸手殴人,誓守之终身,以赎昨日余孽也。”然而,自责归自责,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。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,试为分类。

(一)打骂佣人、侍卫、下级

1921年4月7日:“叱吓下人,暴性又发,不守口不詈人之誓,记过一次。”

1925年2月21日:“自误饮水,迁怒下人,逞蛮殴打,尚有人道乎!记过一次。”

1925年2月22日:“吾勉为庄敬宽和,以药轻浮暴戾之病,则德可进,世可处也。叫人不应,有顷始至,又逞蛮根,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,所谓克己者,如斯而已乎!”

1925年3月4日:“肆口漫骂,自失体统,几不成其为长官,记大过一次。”

1925年10月5日:“昨夜十时到黄埔,阍者弛卧,鼾声达门外,久叫始应,又动手打人。记大过一次。”

1925年10月1日:“为佣人蠢笨,事事不如意,又起暴戾躁急,如此将奈之何!”“暴戾极矣,动手打人,记大过一次。”

1926年1月5日:“脑胀耳鸣,心烦虑乱,对佣人时加呵斥,即此一事,已成吾终身痼疾矣!”

(二)辱骂同事、同僚

1921年10月22日:“庆华、颖甫先后就谈,又发暴性,犯不着也。”

1922年2月25日:“下午,回八桂厅,对礼卿发脾气,自知形态不雅。”

1926年1月13日:“茂如来会,以其心术不正,败坏校风,愤恨之余,大加面斥,毋乃太甚乎!”

1926年8月1日:“动手打人,蛮狠自逞,毫无耐力,甚至误殴幕友,暴行至此极矣!”

(三)对象不明

1925年3月3日:“欲为盖世之人物,不可不自深其学养。近日常多很﹝狠﹞厉愤狷,而无静默沉雄气象,其何以几及之也?”

1925年3月5日:“昨夜骂人太甚,几使梦魂有愧。今日在途懊悔不已。平日宅心忠厚,自揣差近长者,而一至接物,竟常有此恶态,尚何学养可言乎!”

1925年10月7日:“今日暴性勃发,几视国人皆为可杀。”

以上三种情况中,不论哪一种,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,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。他也曾设法改正,例如立誓作到“四不”,即“口不骂人,手不打人,言不愤激,气不嚣张”;又立誓做到“四定”,即“体定、心定、气定、神定”;还曾提出“三要”,即“谨言、修容、静坐”,但是,收效不大,暴躁狠蛮,几乎成为他的终身“痼疾”。

资料图:电视剧中的蒋介石(右)与张学良(左)。
资料图:电视剧中的蒋介石(右)与张学良(左)。4/4

四 戒客气

蒋介石日记中常见“戒客气”的记载。所谓客气,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。《宋书·颜延之传》称:“虽心智薄劣,而高自比拟。客气虚张,曾无愧悔。”因此,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也将“戒客气”作为修养要求。

根据现有资料,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。当年2月4日,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,席间,蒋介石“客气与虚荣心并起,妄谈孙先生事”,当日即懊悔无已,在日记中自责,认为自己的言谈“不觉自暴其夸鄙,为人所嗤鼻矣”。同年,他自感人才难得,检讨原因,认为自己“性近暴慢,常以盛气凌人,而无休休有容之襟度”,所以有才之人不易为己所用。

此后,蒋介石即将“客气”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,称之为“凶德”。1919年9月9日日记云:“言多客气,为人所鄙,良用惭咎。谨其言,慎其行,自强其志,不徇外为人,立身之本也。”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:“近日思想渐趋平实,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,奈私利心、野心、客气终不能消除何!”

蒋介石认为:“客气”的表现之一是“言语轻肆,举动浮躁”,针锋相对地提出:“吾守吾拙,无忤于人”。表现之二是气质涨浮,行为佻达,说话太多,因此提出:多言不如少言,有言不如无言,能言不如不能言。日记称:“人之是非好恶,己之爱憎取舍,默会于心,斯得之矣,何以言为哉!”

1923年7月16日,蒋介石清晨醒来,自省差误,认为自己“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,为人所妒忌者,乃在骄气太甚,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”,因此,要求自身今后要“谨然自持,谦和接物”。他表示:“宁为人笑我道学,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。”

 五 戒名利诸欲

道学家既反对纵情声色,也反对沉溺名利,视之为“胶漆盆”,要人们通过修养,从中滚脱出来。南宋淳熙八年(1181),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。陆的讲题是《论语》中的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二语。他说:“今人读书便是为利。如取解后又要得官,得官后又要改官,自少至老,自顶至踵,无非为利。”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,认为“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”。

蒋介石早年修身时,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。1919年,他作《四言箴》自励:“主静主敬,求仁学恕,寡欲祛私,含垢明耻”,明确地要求自己“寡欲”。6月24日日记云:“今日馁怯有余,谨慎不足,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,能于敬、澹二字上用功一番,庶有裨益乎?”

蒋介石这里所说的“敬”,指的是敬于所事;“澹”,指的是“澹”于所欲。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,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。这一层意思,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:“事业可以充满欲望,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,不先建立各种事业,而务谋餍足欲望,是舍本而逐末也。”

多欲必贪。蒋介石既要求自己“寡欲”,因此,特别注意戒“贪”,保持廉洁。1921年,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,花销较大,欠下一批债务。次年9月,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,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,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。写信之前,蒋矛盾重重,思想斗争剧烈,日记云:“今日为企图经济,踌躇半日。贪与耻,义与利四字,不能并行而不悖,而为我所当辨。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,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,岂不廉洁清高乎!一身之荣辱生死,皆为意中事,安有顾虑余地乎!”1923年7月,蒋日记有云:“戏言未成,贪念又萌,有何德业可言!”可见,像他努力戒色一样,对“贪念”,也是力图遏制的。

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,习染既久,难免沾上奢侈、挥霍一类毛病。1920年岁末,蒋介石检点账目,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,顿觉惊心,严厉自责说:“奢侈无度,游堕日增,而品学一无进步,所谓勤、廉、谦、谨四者,毫不注意实行,道德一落千丈,不可救药矣!”1925年4月,他到上海的大新、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,自以为“奢侈”,在日记中提醒自己:“逸乐渐生,急宜防虑。”同年5月,自觉“心志渐趋安逸,美食贪乐,日即于腐化”,曾严厉自责:“将何以模范部下,而对已死诸同志也?”

道学家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,甘于“咬菜根”一类清苦生活。上述日记表明,蒋介石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。

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,寡欲,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,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。在这一方面,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:“好名之念太重,一闻蜚语,即觉自馁,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,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,岂得谓知本者乎!”

六 其他

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,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,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。《礼记·中庸》说:“诚者天之道也,诚之者人之道也。”将“诚”视为天的根本属性,要求人们努力求诚。在《中庸》有关思想的基础上,《大学》进一步将“诚意”作为治国、齐家、修身、正心的根本。自此之后,道学家无不尊诚、尚诚。北宋的周敦颐将“诚”说成“圣人之本”,要求人们经过“惩忿窒欲,迁善改过”之后,回归“诚”的境界。

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,自然,他在早年也尊诚、尚诚。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:“率属以诚为主,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!”这里,“诚”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。1923年5月4日日记云:“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,且弄巧易成拙,启人不信任之端。”这里“诚”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。1924年5月3日日记云:“机心未绝,足堕信义与人格。”这里,“诚”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。

然而,政治斗争讲究手段、计谋与权术,即所谓纵横捭阖,不可能和“诚”的要求契合无间。1926年以后,“诚”字就少见于蒋的日记了。

道学家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,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。朱熹写过一篇《敬斋箴》,要求人们“正其衣冠,尊其瞻视”。在这方面,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。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:“莅团部时履不正,为属下窥见,陡觉惭汗。”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,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,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。

 本文为杨天石先生在季我努沙龙上的讲演,为季我努学社授权,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。